论网络诽谤刑事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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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网络教育

 本科生 ( ( 业余) ) 毕业论文(设计)

  题

 目

  论网络诽谤的刑事法律规制

  办学学院

  四川大学法学院

 校外学习中心

 北京金航

  专

 业

 法学

  年

 级

  16 年秋

 指导教师

 胡东飞

 学生姓名

  刘冰

  学

 号

 DB1162D1001

  2018 年

  8

  月

 2

  日

 论网络诽谤的刑事法律规制

  专业:法学

 学生:刘冰

  指导教师:胡东飞

 摘

 要

 本文以网络诽谤的刑事法律规制为研究对象,对于网络诽谤行为的概念,特征,种类,危害,特点等进行论述,结合司法实践与具体案例阐述网络诽谤行为在刑法规制上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网络诽谤行为刑法规制上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探讨。本文紧紧围绕网络诽谤行为这一核心点,层层深入地探讨网络诽谤的刑事法律规制问题。

 【关键词】:诽谤罪;网络诽谤;立法完善

 目

 录 引言 ........................................................................ 1 一、网络诽谤概述 ............................................................ 1 (一)网络诽谤的概念及行为构成 .......................................... 1 (二)网络诽谤的分类及特点 .............................................. 1 1.网络诽谤的分类 ................................................... 1 2.网络诽谤的特点 ................................................... 1 (三)网络诽谤行为的危害 ................................................ 2 (四)网络诽谤行为构成诽谤罪之犯罪构成分析 .............................. 2 1.客体 ............................................................. 2 2.客观方面 ......................................................... 3 3.主体 ............................................................. 3 4.主观方面 ......................................................... 3 二、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 ........................................ 3 (一)网络诽谤行为与舆论监督的界线不清 .................................. 4 (二)自诉与公诉的界线不清 .............................................. 4 (三)自诉案件有取证困难 ................................................ 5 三、网络诽谤的刑事立法完善 .................................................. 5 (一)诽谤罪的内容的完善 ................................................ 5 1.客观方面认定完善 ................................................. 5 2.主体和主观方面的规制 ............................................. 6 (二)明确自诉与公诉的界限 .............................................. 7 (三)自诉人调查取证制度的完善 .......................................... 7 (四)恶意诽谤国家机关行为的刑法规制 .................................... 8 结

 语 ..................................................................... 10 参考文献 ................................................................... 11 致

  谢 .................................................................... 12

 1 论网络诽谤的刑事法律规制

 引言 互联网在推动社会与科技的进步,促进信息、知识、思想的交流等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但互联网也并非是一片法律和道德上的净土,随着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逐渐增强,各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压在滋生,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网络诽谤。网络诽谤行为泛滥成灾,不仅严重的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扰乱了社会和网络空间的秩序,而且给刑法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带来了许多难题。

 尽管 2013 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网络诽谤案件解释》),2015 我国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九》)完善了网络诽谤案件的取证制度,使得对网络诽谤的刑事法律规制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但目前仍有存在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比如,网络诽谤行为与网上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界限问题,网络诽谤案件中自诉与公诉的衔接和界线问题,网络诽谤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间的界限等。解决上述问题对于以后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网络诽谤概述 (一)网络诽谤的概念及行为构成 网络诽谤,顾名思义,即在网络空间中的诽谤行为。因而,我们由诽谤行为的定义可推导出网络诽谤的定义,即行为人由于主观上的过错,使用现代化的网络工具包括但不限于新闻工具、即时通讯工具、自媒体社交工具,捏造、传播某种虚假事实而损毁他人的名誉的行为,常见的方法有发帖、朋友圈转载、公众号推送、购买微博热门等等。

 (二)网络诽谤的分类及特点 1.网络诽谤的分类 通过对于近几年的网络诽谤案件的研究分析,结合传统网络诽谤的分类特点,笔者发现网络诽谤行为可根据诽谤对象的不同分成公众人物类网络诽谤与普通民众类网络诽谤两类。其中偶然性公众人物主观上并未意识到自己已处于为公众所知晓的状态且并非自愿的主动处于此种状态,在客观上也并未因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享受到一定的特殊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公众人物类网络诽谤中不应包含偶然性公众人物类网络诽谤。

 2.网络诽谤的特点 (1)特殊性。与传统诽谤行为其行为本身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均发生于现实社会不

 2 同,网络诽谤的诽谤行为本身发生在第二社会即网络空间,但最终其目的是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造成消极影响。因而,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虚假事实的传播充分地借助了各种网络高科技工具和手段。

 (2)隐匿性。在网络空间中每一个用户的身份标识仅仅为一个注册 ID 或是一段 IP地址且现今大多数网站尚未采取实名认证。尽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人员已经可以通过查询发布者的 IP 地址等来对其追踪,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种隐匿性仍未消除。

 (3)传播广泛性、迅速性。互联网空间的一大特点便是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故网络诽谤行为具有广泛性与迅速性:

 第一,网络诽谤行为具有地域上的广泛性,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诽谤行为在地域上的局限性,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使得虚假消息可以迅速遍及多个地区。

 第二,网络诽谤具有散布上的迅速性,互联网自出现以来,信息的发布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概念的提出,因其与受众的距离为零,虚假事实一旦发布以后,便会迅速地传播扩散。

 (4)成本低廉性。由于互联网的开源性、共享性等特点,行为人只需要付出很少的一部分人力财力物力,并借助一些网络资源,便能够轻易地达到诽谤他人,损害他人的名誉的目的。

 (三)网络诽谤行为的危害 恰是因为网络诽谤行为的上述特性,其所造成的危害也远超传统诽谤行为:

 其一,因为网络诽谤行为传播的广泛性和迅速性,不实事实的散布的范围和速度都会大大增加,使得受害人无法迅速及时地阻止其传播。同时其负面影响的消除却极为缓慢,很多情况下,即便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甚至是案件的判决书裁定书生效以后,负面影响也会载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扩散,给受害人造成极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

 其二,网络诽谤现象的频发也加剧了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恶意虚构不实事实来破坏他人名誉的不正之风,让网络社会道德失范现象日趋严重,这种危害行为也使得公民的正当权益受法律保护等法治理念遭受了严重的亵渎和挑战,不利于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

 (四)网络诽谤行为构成诽谤罪之犯罪构成分析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情节严重的网络诽谤行为以诽谤罪论处。因而结合《网络诽谤案件司法解释》、网络诽谤的行为构成以及诽谤罪的犯罪构成,笔者试分析网络诽谤行为构成诽谤罪之犯罪构成。

 1.客体 尽管网络空间具有特殊性、隐匿性等特点,但网络生活仍然属于公共生活,公共生活

 3 需要公共秩序,而公共秩序便需要法律来维护。因而现实社会的法律在网络空间中依然适用,在网络空间中,公民的人格权利也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故客体要件与传统诽谤构成诽谤罪的客体要件一致,均为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

 2.客观方面 (1)危害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诽谤罪的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网络诽谤案件解释》的第一条将此行为具体化为以下三种行为方式:第一,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第二,将信息网络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内容篡改为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第三,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

 (2)行为对象。行为对象均为特定的自然人,可以是特定的多个自然人,但对于不特定多数自然人的诽谤行为不够成诽谤罪。诽谤对象为政府机关的不以本罪论处,根据《网络诽谤案件司法解释》,对于诽谤对象为企业、公司、单位等的情节严重的网络诽谤行为,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论处不以本罪论处。

 (3)情节严重。诽谤罪属于情节犯,只有达到情节严重,才可构成本罪。《网络诽谤案件司法解释》第二条将情节严重具体化为了以下四种情形:第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第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第三,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第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3.主体 犯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网络诽谤案件司法解释》将其具体化为了如下三类主体:(1)虚构虚假事实并散布者(2)将原始信息窜改为虚假事实并散布者(3)明知是不实事实而散布者。同时该解释第八条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为其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4.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利用信息网络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会造成危害后果,而故意为之。行为目的是意图给他人带来负面社会评价以破坏他人人格尊严、名誉权。行为动机则有很多种,如出于报复、嫉妒等。

 二、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 通过上文对于网络诽谤行为的探讨,我们对于网络诽谤行为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随着网络诽谤案件的类型和数量都呈现出井喷的趋势,网络诽谤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已成

 4 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的一道障碍。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诽谤罪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立法与司法之间衔接不畅,而有关的司法解释也仅有 2013 年两高出台的《网络诽谤案件解释》,这使得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网络诽谤行为与舆论监督的界线不清 分析近年来发生的网络诽谤案件,笔者发现,诽谤对象是国家机关公务人员或者是国家机关的案件占相当一部分比例。网络舆论监督与网络诽谤间的权衡已经成为了一个不能避免的难题。国家机关职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较大且与国家、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其素质、工作能力、乃至于一言一行都应当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这是建设法治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在此类案件中,较为典型的有“彭水诗案”、“曹县帖案”、“吴保全案”,“抗旱帖案”等。这下案件均在学界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应和思考。从这些典型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些公检法机关将此类民众视同网络途径发表对国家机关的批评性意见的行为认定为诽谤罪了。很难想象,倘若这种错误被继续下去甚至被扩大,将网络诽谤行为认定为诽谤罪会不会变成一种新的国家机关对网络批评者的打击报复手段。由于网络散布的威力可以引起民众对不公正或者不幸的事情的关注,这样一来帖子中所提到的国家机关便成了众矢之的,这可能导致国家机关威信的受损,亦或是影响到一部分公务人员的发展,可是以诽谤罪拘留发帖者,更有甚者通过判处刑罚来限制其人身权利及自由,从而试图挽救“形象”的方式的正当性有待论证。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准确辨别那些披着舆论监督的“羊皮”捏造、散布有关国家机关的虚假事实的行为,以免损害国家机关威信。

 (二)自诉与公诉的界线不清 诽谤罪在刑法上属于亲告罪,若无被害人自己的告诉,公检法机关不会也不应介入。但《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但书规定:前款罪,告诉才处理,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因而国家公权力与被害人的控告权之间的权衡是一个难题。从维护网络空间和谐有序发展的层面看,国家对于网络诽谤行为设立刑法规制是很有必要的,刑法为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允许国家公权力介入;而另一方面宪法又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矛盾。

 权利既需要限制权力,也需要权力的保障,国家权力面对权利和权力的复杂关系开始变得“不作为”与“乱作为”。如 2009 年的“闫德利案”,被告人杨勇猛在网上散布大量关于闫德利的虚假信息,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立案侦查,而公安机关在舆论施加压力之前,却以此为自诉案件为由“不作为”。而在“曹县帖案”中,行为人段磊所发布的 6

 5 个帖子的浏览量只有 76 次,远不及《网络诽谤案件解释》中对于情节严重的规定,而公安机关却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将其逮捕,民众纷纷质疑公安机关介入此案另有原因,属于“乱作为”。从上述两个案件中不难发现,司法部门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存在两种方式:“不作为”和“乱作为”,而导致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无法确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界线。网络诽谤犯罪案件自诉和公诉的确定,仍是现今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三)自诉案件有取证困难 网络诽谤行为发生时,遵循《刑法》中诽谤罪“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规定,需要自诉人亲自举证。尽管《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但由于各种原因,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适用。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即法律赋予公检法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力仅在公诉案件中享有。而在自诉案件中,调查取证的工作绝大部分由自诉人完成,其证据收集完善与否与诉讼结果密切相关。

 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比传统自诉案件的难度大得多。主要因为:第一,网络空间隐匿性。网络诽谤犯罪行为人普遍采取匿名或使用小号的方式进行,其身份标识仅仅是 ID或 IP 地址,而普通民众并不具备确定行为人 IP 地址甚至通过 IP 地址对行为人进行追踪定位的技术与设备;第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侦查是国家的专门职能,只有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才能够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因此自诉人不能行使侦查权,并且在收集证据时,自诉人常常会因侵犯隐私权等问题遭受攻讦;第三,网络空间的特点导致网络诽谤证据容易被更改或删除。当行为人察觉到自诉人开始收集诽谤证据时,往往会采取一定措施删除、修改或屏蔽虚假事实,导致自诉人不能收集有效证据。

 三、网络诽谤的刑事立法完善 (一)诽谤罪的内容的完善 1.客观方面认定完善 主要体现在行为对象的完善。由前述可知,网络诽谤行为可分为针对公众人物的诽谤和针对普通民众的诽谤,其中针对公众人物的诽谤又可分为针对政府官员的诽谤、针对社会知名人士的诽谤和针对偶然性公众人物的诽谤三类。但由于偶然性公众人物由于其并非出于追求名利的目的而为社会公众所知晓,故应将其与针对普通民众的诽谤一起规制。对于其余两类公众人物诽谤,在进行刑法规制时,笔者认为,对于其名誉权的保护应当做出

 6 一定的限制。这是由于其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自己处于为公众所知晓的状态,且是自愿的主动处于此种状态,并在客观上已经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享有一定的特殊权益。

 对于社会知名人士来说,其自身的各项权益可分为两个部分——与社会公益相关的和与社会公益不相关的。对于前者来说,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以“舆论监督”为由对社会知名人士的一部分名誉权进行限制,从本质上讲,这是社会知名人士在其权益涉及 “社会公益”之时所做出的必要让步,而对于后者,则是与社会公益无关仅仅与社会知名人士自身相关,在此条件下其人格权与普通民众无任何差别。因此,在对此类网络诽谤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笔者认为应当先区分社会知名人士的人格权是否涉及社会公益,对于不涉及社会公益的部分,可以按照有关针对普通民众的诽谤行为的规定进行处理,只有当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举证证明了被告故意虚构了不实事实,只有当被告的诽谤表述具有“真正恶意”的时候,才可能获得法律的救济。

 对于政府公职人员来说,由于其职务上的特殊性,掌握着社会的公共权力,从保障舆论监督权和知情权的层面上来说,其人格权应受到一定的限制,政府公职人员的名誉权等某些具体的人格权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会与舆论监督权等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法律很难做到也不该做到平等的保护这两种权利,为了防止权利的滥用,法律应当向后者倾斜。在规制此类案件时,与规制针对社会知名人士的按键类似,同样可以借鉴美国的“真正恶意原则”, 只有当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举证证明了被告故意捏造了虚假事实,只有当被告的诽谤表述具有“真正恶意”的时候,才可能获得法律的救济。

 对于普通民众和偶然性公众人物来说,其人格权与社会公益完全不相关,因而其人格权受到法律保护的力度以及对于行为人的惩罚力度应该是这三类网络诽谤行为中最大的。

 2.主体和主观方面的规制 根据前述危害行为的完善,笔者认为行为主体也可以分为虚构虚假事实并散布者、将原始信息窜改为虚假事实并散布者、明知是不实事实而散布者三类。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归罪原则可以参考英国的归责原则,首先确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是否对其发布或者协助发布的不实事实负法律责任,对于参与诽谤的媒体和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归责,对于仅提供技术支持的不予进行归责。然后,对存在过失的媒体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予以归责。

 同时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于诽谤罪的规定太过于原则化,很多定罪量刑的细节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细化,这也导致了在新问题出现之时,司法者难免不知如何适用。尽管网络诽谤行为本质上仍属于诽谤行为,但其因为自身的特性和巨大的危害后果等特性与传统诽谤行为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增设定罪量刑条款以规制此行为。同时,在这里本条款时可以借鉴香港《诽谤条例》的立法实践经验,笔者建议,对于以自然人为诽谤对象的网络诽谤行为进行规制时,在主观方面对于诽谤行为故意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但有关诽谤性陈述的虚假性必须是明知其为不实的。

 7 (二)明确自诉与公诉的界限 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诽谤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罪名,即一般情况下,若被告人不主动向公检法机关提出控告,则公检法机关不会且也不应该介入诉讼过程并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控告权与国家公权力之间如何抉择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与此同时,我国《刑法》有但书规定:“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故在处理此类的过程中,理当有一定的国家公权力介入,不过公权力的介入并不意味着对网络诽谤案件进行毫无限制的“乱作为”,自诉和公诉案件之间应当有一定的标准,以免出现司法机关“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

 我国《刑法》在一定层面上将此类案件的控告权交于了被害人手中,此举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当被害人不能凭借其自力来行使控告权,其正当利益得不到公平对待之时,便需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来协助维护其本身的正当利益。与普通民众依靠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保护自身权益不同,国家司法机关拥有权力、条件和资源,帮被害人来查明真相,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体现出了保障人权。

 笔者认为,当处理网络诽谤案件时,司法机关若要对其提起公诉,则其诽谤行为必须要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标准:

 第一,公诉的提起必须是在自诉人自己本身合法的行使控告权的条件下。一般来说由于网络空间的隐匿性,在发现网络诽谤内容后,自诉人往往没有能力找出犯罪行为人,进而导致其起诉不被人民法院所支持,因而便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回顾所近年所发生的案件,不难发现,被害人一般只是普通民众,对于互联网技术几乎毫无涉及,因而在在互联网上寻找行为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若有国家公权力介入调查,则将会更好的维护自诉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网络诽谤行为必须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两高于 2013 年颁布的《网络诽谤俺家解释》对于 “情节严重”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标准做出了规定,只要满足两款中的任何一项,即达到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标准。只有出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严重情节才能依法提起公诉。倘若检察机关在任何情形下都能提起公诉,则会导致司法资源浪费,降低司法效率。所以,必须对网络诽谤行为的严重危害后果进行严格的审查,要求公检法机关在司法实践当中必须严格依照《网络诽谤案件解释》中所规定的具体要求,以便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三)自诉人调查取证制度的完善 因为网络诽谤案件属于自诉案件,而自诉案件是需要由自诉人自己承担取证责任的。所谓证据是指依照诉讼规则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案件的真相需要当事人通过其所收集的证据来还原,而审判人员审理案件也需要依据证据,运用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人提起控诉的条件是 “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若自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且

 8 不能提出补充证据来证明其所控告的犯罪是存在的,则会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或要求其撤诉。故证据在网络诽谤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中意义重大。

 在认定处理网络诽谤案件时,自诉人需要按照诽谤罪的犯罪构成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由前文可知,网络诽谤犯罪行为发生的场所与传统诽谤行为不同,传统诽谤行为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的所有不法行为都会在这个为我们所熟知的环境中留下蛛丝马迹,进而为自诉人所发现。但网络诽谤犯罪行为所借助的是新兴的互联网技术,其接收和发送端均为移动终端,而借助 IP 地址找出消息源的工作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我们在互联网上发现了诽谤内容但却丝毫无法追踪到消息源,这对自诉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且不利的。在司法实践中,有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想请求公安机关介入处理。但是我国目前的法律中除《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之外,再无任何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公安机关有义务协助自诉人进行取证工作。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此项工作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规定为,自诉人向公安机关申请后,公安机关协助其进行调查工作。

 (四)恶意诽谤国家机关行为的刑法规制 在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中,对于诽谤罪只规定了一种诽谤对象——自然人,尽管对于以公司、企业、单位等为诽谤对象的诽谤行为设立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信誉罪,但其规制范围仍不够全面,存在着一些遗漏——以国家机关为诽谤对象。正如前文所述,针对此类诽谤行为我们应当遵循宽松原则,对行为人采取惩治措施要慎之又慎。但对于确实恶意诽谤国家机关的犯罪行为,我们也绝不能姑息,任由其逍遥法外。境外许多也早已针对以国家机关为诽谤对象的行为做出了刑法规制:意大利在刑法第五百九十五条规定了对诽谤政府行为的加重处罚:“如果诽谤是向政治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上述机构的代表或者以团体形式设立的主管机关发出的,刑罚予以增加。”;《联邦德国刑法典》在第一百八十十六条第三款中规定:“对当局或主管公共事务的机关进行侮辱的,该当局或监督机关的领导告诉乃论。以上规定同样适用于教会或其他公法上的宗教团体的执事和机构”。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完善刑法规制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实践经验,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妨害公务罪下增加一款针对以国家机关为诽谤对象的规定,并对与之相适应的刑罚作出规定。笔者之所以在妨害公务罪下增设此条款原因如下:第一,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在对针对国家机关的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要谨慎再谨慎,但是针对恶意诽谤政府的也不能姑息。第二,诽谤罪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侵犯的客体是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国家机关并不具有名誉权,但考虑但严重的诽谤事件会造成严重扰乱国家机关执行管理等职能的恶劣后果,因而应当在妨害公务罪之下增设此

 9 规定。

 10

 结

 语 整体来讲,对于网络诽谤行为来说,因为我国现行的法律系统对这种新兴的犯罪行为规制尚不够充分,目前来说也只能依据《刑法》中的诽谤罪构成要件来对此加以规制。尽管两高颁布了《网络诽谤案件解释》来对这一新兴犯罪行为进行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笔者希望本文浅显的分析研究能给下一步有关规制网络诽谤行为的理论与司法实践研究带来一点新的思路。

 11 参考文献 [1]袁辉霞.网络诽谤行为的法律问题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8(05):50-55. [2]高铭暄,张海梅.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之要件——兼评“两高”关于利用信息网络诽谤的解释[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23(04):117-125+175. [3]张明楷.网络诽谤的争议问题探究[J].中国法学,2015(03):60-79. [4]李晓明.诽谤行为是否构罪不应由他人的行为来决定——评“网络诽谤”司法解释[J].政法论坛,2014,32(01):186-191. [5]黄芙蓉.新媒体时代网络诽谤的构成与责任探析[J].学习与实践,2013(12):32-37. [6]李淑娟.论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J].学习论坛,2013,29(07):74-77. [7]曲新久.惩治网络诽谤的三个刑法问题[J].人民检察,2013(09):6-11. [8]杨海莲,杨波.关于网络诽谤行为的认知与法律规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03):110-113. [9]赵远.网络诽谤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08):65-71.

 12 致

  谢 在本文毕业论文即将完成之际,首先,非常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从最初论文的选题、论文的开题报告、论文的初稿以及最后的定稿环节,老师都给我了很多学术上的帮助。与此同时,在和老师的交流沟通中,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兢兢业业的精神,也深深的影响着我。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会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投入到学习生活中去。

 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大学期间,有了你们的陪伴,才有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同时,也感谢同学们在我的论文写作中,帮助我查阅资料,帮助我指导论文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等等,有了大家的帮助,为我的论文写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二十多年来,正是有了父母的照顾,以及在我成长道路上的关怀,以及在学业上的支持和鼓励,才有了目前我的成绩。在此,祝愿我的家人永远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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